“有其法者，尤贵有其人”语出《刑制总考》。原句为：“有其法者，尤贵有其人矣。大抵用法者得其人，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；用法者失其人，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。”

    “有其法者，尤贵有其人”是近代“法学泰斗”，“依法治国”的首倡者沈家本的著名论断。沈家本（1840—1913年），字子惇，别号寄簃，是“一位公认的律学专家，同时又领导了一场针对旧律的翻天覆地的改革。这场改革使得运行了约两千余年的旧律走到了尽头，从此，以亿数计的中国人得以生活在现代法律体系中”。他主持修订法律，改良清代律制，先后主持修订《大清律例》、《大清现行刑律》，使得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有了改良，中华法系以此为标志终结，近代中国法制历史从此掀开第一页。

   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，万事之仪表也。”沈家本不仅强调法律的重要性，而且主张制定“善法”，发对制定恶法，明确指出“国不可无法，有法而不善，与无法等”。他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，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。他反复阐明“法贵得人”、“用法在人”的道理，“法之善者，仍在有用法之人，苟非其人，徒法而已”，即法制执行的好坏关键在于执法之人是否贤能。

     沈家本在主持修律的过程中，深感法律人才的缺乏，尤其是面对封建顽固派对新法的重重阻挠，更加突出了“法律人”培育的重要性与急迫性，故其不厌其烦地提醒统治者，同时呼吁国人，重视法学，研究法律，并认为学习法律关键是要掌握法律的原理和精神，才能实现法律的重要作用，否则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公元1890年（光绪十六年），他在《重刻唐律疏议序》中极为深刻地指出“律者，民命之所系也。其用甚重，而其义至精也。根极于天理民彝，称量于人情事故；非穷理无以察情伪之端，非清心无以袪意见之妄。设使手操三尺，不知深切究明，而但取办于于之检按，一案之误，动累数人；一例之差，贻害数世。岂不大可惧哉！是今之君子所当深求其源，而精思其理矣。”

    在沈家本看来，作为一个从事司法审判实务的合格法官而言，“各国法律之得失既当研厥精微互相比较，而于本国法制沿革以及风俗习惯尤当融会贯通心知其意”。因此，他创建、主持京师法律学堂以培育优秀裁判人才；同时，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，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都了解法、熟习法，以便更好地适用法。其积极主张建立近代式的中国法学和法律教育是20世纪初对中国法制的重大贡献。晚清法学教育的发展，法政人才的大量培养，沈氏功不可没。  

   “律学明则刑罚中，于政治关系甚大。”沈家本认为，古今中外都以法学的兴盛而达法律的昌明，以法律的昌明而达国家的最终治理。因此，他大力提倡振兴法学，高度重视对司法人才的培养，最后使“人人有法学之思想，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，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。”